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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認為，本體上著工夫既無必要也不可能，工夫只能著於本體之發用。陽明及其後學的工夫論也遵循本體上著不得工夫這一原則。陽明確立心本體，並進一步認為心體上著不得工夫。陽明弟子及私淑鄒守益、王畿和羅洪先等在此工夫論的前提下發展出多種路徑的工夫論。然而，明末學者如劉宗周、孫奇逢等針對當時學界本體和工夫分離的情況，試著提出工夫應著於本體而非本體之發用上，並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解決本體與工夫相即一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