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雙年會議- 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

Source: 文艺批评·会议回顾 | 展望人类：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2024年双年会议

2024年6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学会（ACCL）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2024年双年会议（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24 Biennial Conference）于香港科技大学召开。本届会议由ACCL会长宋明炜、香港科技大学刘剑梅教授担任主要召集人，香港中文大学陈济舟教授任会议秘书长。大会筹备从2023年8月开始，以“展望人类”（Behold the Human）为主题，是疫情后首次举办的大型线下文学研讨会。来自北美、欧洲、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等全世界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数十所高校的314名学者齐聚清水湾畔，身立剧变的后人类新世纪潮头，向有关“人”的定义、话语与论述投下全新的审视，向人类的生存姿态、生命意义与未来征途铺开远瞩的展望。

大会使用中文、英文两种语言进行，总共有六场主题演讲，65场分组讨论，其中包括六场主会场讨论，六场会议主题论坛，以及最后由宋明炜教授邀请香港作家董启章与台湾作家骆以军就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时代的写作，进行了总结性的圆桌讨论。

后人类时代传统人文主义的再审视与AI时代的人文精神是当代最前沿与迫切的人文思考，李欧梵教授发表第一场主题演讲，作为大会开场白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以宋明炜教授新作《看的恐惧》（Fear of Seeing）为引，李欧梵提出后人类时代面对的两个恐惧：普世恐惧，即对人类能力或日益难以企及新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担忧；人文主义的恐惧，即如何以人文主义的批判精神与范式应对后人类时代多发的风险和挑战。李欧梵认为，《ET》电影中孩童与外星人的相互接纳或为我们面对AI的态度有所启示，因为AI技术与孩童之间存在可类比的亲缘关系同构，即AI与人类像孩童与母亲一样，关系的对立性、侵略性、挑战性与慈爱性并存。基于人类与AI的亲子隐喻，李欧梵提出人文主义者或应采取的立场：“ET的立场”，“玩耍的立场”。与AI 对话如同与孩童戏耍，戏耍过程即为AI输入资源的过程，也即启发、孕生新想象和新创造的过程，教育的过程——这或是人文主义得救的唯一办法。最后，李以AI生成的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视频为例提出结论：虽因立场不同，AI会带来或令人恐惧或激动人心的情感体验，但新的时代，它无疑是令人类想象力插上翅膀走向自由的一种可能路径。大会101、210等小组分别以“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New Paradigms for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范式）、“Writing AI and Games in a Posthuman Age”（在后人类时代书写AI与游戏）等话题回应了李欧梵在AI时代的人文主义新观。

由“展望人类”开始的议题必先关注“人”的概念本身，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主题演讲《新‘人论’二十五种》全面回顾了数百年间东西方关于“人”的建构史，从21世纪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与“人类世”叙事，并在展望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下，探讨人类的自我重定位，为“后人类”论述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以尼采《瞧这个人》（大陆译《尼采自传》）为切入点，王德威聚焦了1908年这一重要年份，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相继出版，标志着东西方对人类境况的不同想象。随后，讨论延伸至20世纪中期，王德威探讨了人类本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及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观点，揭示了人类自我理解的多重维度。进入21世纪，关于“人”的讨论变得更加多元化，涵盖了后人类、非人类、超人类等概念。王德威强调，后人类研究不仅仅是对西方传统人文中心论的反思，更是对人与环境、人与物种之间伦理关系的探讨，人工智能、动物研究、失能研究、环境研究等领域的交叉讨论，揭示了人类在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所面临的伦理和存在问题。此外，以刘再复先生《人论二十五种》为谱系发源，王德威特别关注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的演变脉络，从鲁迅、柔石到戴厚英、张贤亮，他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对“人”的多样化理解，而台湾和香港的文学作品，如荒人、废人、复眼人等，也为后人类论述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视域和思考维度。最后，王德威提出了对未来的展望，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对人类自我认知的挑战，通过对刘再复和钱理群等学者的自传性作品的分析，他强调了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重新思考人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重要之处。刘再复的“缝隙人”概念和钱理群的“精神人”理念，提供了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深刻反思，呼吁在科技进步的同时，不忘对人类精神和信仰的追求。

古代文学比较文学，尤其中西文学理论的交往与碰撞是经久不衰的学术议题，岭南大学的蔡宗齐教授对此却提出不同的看法，他的主题演讲《中国文学理论内在体系的多阶段归纳研究与启示》聚焦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失语症”和重建，暂时出离传统的中西二元对话思维和中国文论“对位世界”的话语焦虑，提出“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通过梳理、对举中西文论的流变，蔡宗齐提出，我们应回到中国文论的原始材料和本原语境中，通过归纳的方式，以一种对文学整体性的认识和文学观重拾中国文论体系的当代坐标。与西方文论中精确、锋利、重视术语概念的横断方法不同，蔡宗齐的归纳法源于中国文论核心巨著《文心雕龙》，提炼不同类别文论体系中相互交融与喧哗的意义关系，以七个新的阶段重新归纳、整理和检阅中国古代“所有文人的材料”，最终以圆融、互动和贯通的整体观照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重构。大会102、507小组以“华语世界的人间风物：人文主义，历史和文学”“跨文化的人：明末以降东西方文献中人的境遇、身体与人文主义”等子议题具体地回应了东西交流中的主要问题。

“展望人类”的抽象话语如何在具象维度被落实，国立台湾大学郑毓瑜教授的《古典诗画论如何面对唯科学主义》主题演讲为人的当代生命意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想象方式：生生不息、源源流动的宇宙艺术美学观。郑毓瑜认为，民国初期古典诗话论述与唯科学主义的对话比之当今科技文明和人文主义间的对话与焦虑，近乎于历史的重演，而对二者关系的“重新描述”尤为关键，这与蔡宗齐教授的观点有所呼应。基于对宗白华的解读，郑毓瑜分析中国诗论与中国画论中共通的描述，提出“只有以直觉为方法放在运动的事物当中，我们才可以把握在变化中一体成型（在形成中成型）的生命文字”。郑毓瑜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突破：借助中国艺术“流动的自学”，打破固定的相互对象化和精确的网格透视法，以“生生之美”和“气韵生动”对话西方科学历史观念中真正活泼存续的“时空流动性”，以中西艺术观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提示和协商的共识，最终实现中国古典诗画与艺术现代性的沟通，建构中国艺术美学的现代性。大会508小组以“跨媒材的人为技术与人类表象：从中国中古到近现代艺术”以跨地域、国别与媒介的中国艺术流动性新建构积极回应了郑的“运动”艺术观。

科技文明的突飞猛进，尤以人工智能、基因工程、人机交互等技术为先，正在挑战传统的“人”的概念，由此，被重新定义的“人”的主体、超人类的自我认知及随之形成的后人类生态，或将难以避免地走向技术中心主义，从而催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殖民主义新的性态。斯坦福大学王斑教授的主题演讲“Confronting Techno Posthumanism in the Global South”（在全球南方遭遇技术后人类主义）从后人文的世界经济、地缘政治与社会权力结构视野出发，对AI的全球渗透提出了警示：“身体被简化为信息基质，信息是当今真正的资本”。他认为，AI改变了智能与身体的互动模式，扭曲和隔离了人文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这种变革将人文传统中的身体伦理和自由意志推向了权力和利益冲突的前沿，将基于经济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催化为对人类身体与生命有机体自身的占有，将传统资本主义改造为一种新的“生物资本主义”。在全球南方的后殖民话语场域中，这导致了愈加倾斜、深刻也愈复杂的后人类状态。大会310、401小组以“中外机器人叙事”“华文文学中的‘非人’叙事与‘物’的文化”从人类与非人类的不同向度回应了这一反思。

“疫情”与“后疫情”讨论作为后人类文学现场的关键线索，亦即连通历史与现世的当下节点，是一座正在扭结和重新建构所有发生的“巴别塔”。罗鹏教授（Carlos Rojas）对此发表主题演讲“‘I am the infection source! I disseminate, therefore I am!’: Contag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st-)human”（我传播，故我在：传染，传播与（后）人类），类比了与AI技术相关的文本生成、叙事、译介和传播范式与新冠疫情的“流行病”话语在时间、结构和传播链路上的同质特征，提出“我传播，故我在！”的犀利观点。罗鹏教授以“Transmission”为关键词，举出疫情期间出版的五本小说：董启章《后人间喜剧》《香港字：迟到一百五十年的情书》、阎连科《中原》(及《中国故事》）、骆以军《大疫》和美国作家R. F. Kuang（匡灵秀）的Babel : Or the Necessity of Violence《巴别塔：或暴力的必要》，把处于后疫情时代与AI时代交叉边界上的华语文学中有关故事、叙事、语言和翻译的思考与话语权力和主体性等问题相勾连，指向人类与后人类、疫情与后疫情究极交构的大隐喻——“巴别塔”。宋明炜教授随后指出，香港作为后疫情与后人类话语交汇的中心场域，是这座巴别塔一个在地的文学地理典型表征。大会403、504小组以“More than Human: Transgressions of Human and Non-human Realm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s”（比人类更多：中国文学与电影中对人与非人的僭越）、“Pain in 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的痛感）等议题积极回应了后疫情与后人类文学的相关思索。

25日下午，作为大会最终环节，ACCL学会会长、Wellesley College东亚系主任宋明炜教授与作家董启章先生、骆以军先生共同主持“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时代的文学写作”圆桌座谈。宋明炜教授以人类书写三个宏观问题为引：作为当下的写作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调整？对近年来人与非人的文学关系有何看法？面对发展中的人工智能，身为作家是否有所焦虑，这种焦虑有何意义？

董启章以独树一帜的区块链写作经验与AI创作实践对问题做出了回应。他认为，AI适用的范畴与作家的文学创作存在根本的性质差异，无论使用AI协助、操作还是直接生成文本；相比之下，区块链写作只是借助科技手段实现向话语更广阔的维度开放文学书写，本质上仍然属于“人”的创作。其次，AI事实上是高度的中心化实体，是一种被统摄的资本和权力中心，是自上而下的单一定义域，可能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隔阂值得反思；反之，区块链是去中心化的、主动的个人书写，每一个人都被准入区块链的自由写作场域。最后，董启章以区块链写作的当下优势总结提出科技与文学的关系，即科技为作者与读者间建立了更直接与永续的连接。骆以军则从另一向度，以《学习年代》为切入点探讨AI与人类的关系，认为文明讯息的传递与文明存续的核心并不在于技术变革，而在于“教育”和“学习”的过程与主体，“人”或“非人”的自我意识、身份认知与主体性也在这一过程中被确立和明晰，因此关键在于对AI的“教育”与“驯化”。最后，面对如何文学创作对话AI时代、对话科技文明的提问，两位作家给出了相对一致的答案：以人文关怀实现对AI系统的“教育”甚至更新迭代，如同培育“好人类”般试图培养“好AI”，这与大会伊始李欧梵教授与王德威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也为大会画上完整的句号。宋明炜教授联系会议的开头与结尾，总结说，面对AI，我们始于忧虑，终于教育，或者说我们仍有必要，重新建立人文主义教育的信念——虽然面对后人类的挑战，人文主义必将是要打破原有的各种中心化论述。

本次大会以“展望人类”为主题，在传统人文主义的重申、人的现代建构与解构、人的现当代存在形式与表现、人类世及其不足等等关于“人”的话语交响中，在当今时代变动与激荡的“完美的混沌”中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文学研讨的前言阵地，大会以超越的眼光为人文学科在当下和未来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全球性的前瞻视野与包蕴性的无限可能。

 

本文为“展望人类：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2024年双年会议” 会议综述，作者香港科技大学周静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