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共產黨1949年執政後，鄉村中國女性與農業技術間的關係便逐漸變化。在古時，基於性別的分工通常將農村女性貶於家庭領域的紡織，而耕作則將男性帶入一個更為公共的領域。男女和不同的技術、機械有著聯繫（例如女人的紡織機、男人的犁），從而被劃分為基於性別的不同社會角色。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共產黨隊伍將傳統家庭和基於家庭的農業生產視為父權壓迫；在1950年代農業合作化運動時，他們提倡女性應該參與公共領域中的社會主義生產。女與男應該在田地中做同樣的工作，因而平等——至少在理論層面上。

這一改變中國女性社會角色運動的一部分，便是關於農村女性做男性工作。女性用起了傳統屬於男性的機器，特別是拖拉機，當時最先進的農業科技工具之一。的確，女拖拉機手成為了一個受歡迎的社會主義新女性代表，在國營農場開荒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她不只在雜誌攝影、新聞報導、官方檔中以真實人物的形式出現，也是文學、藝術、電影裡的虛構形象，儘管歷史與虛構的界限總是曖昧不明。一個著名的例子是1962年人民幣一元鈔票中的女拖拉機手。作為一個大眾偶像，她代表著社會主義現代性的種種成就：農業技術現代化（使用最先進機械），以及，更為重要的、也是這篇論文關注的，性別平等（女性像男性一樣操作現代機械）。

毛澤東主義中的性別平等話語提倡在公共領域男女間的完全一致與絕對平等，也鼓勵性別中立的描繪。事實上，女性在社會主義中國的男性化展現，長久以來被認為是性別抹殺、去性別化乃至消除性別、消除階級差異修辭的一部分。毋庸置疑，這一論點捕捉了當時趨勢。通過揭露毛式女性形象中的微妙性別分層，學者們不斷豐富這個觀點。儘管這些研究從整體上處理社會主義女性議題，在這篇文章裡，我將專門聚焦女拖拉機手的展現，強調一個先前研究毛時代中國甚少提及的話題：性別差異的形成乃至改觀中的機械、技術、與社會主義現代性。


我將探討至少兩種學術論述：第一種涉及性別差異的女性主義（再）構想中的機械與技術；第二種則是女性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性研究。在參考與探討這些研究時，我將闡釋這些1949至1964年間女拖拉機手形象比一般論述更為微妙和複雜。儘管1950年代早期的形象或許印證著毛式性別抹殺與性別平等的官方話語，也在其後被西方女性主義學者所支持，然而從1950年代後期開始，許多呈現將女拖拉機手建構成傳統的女性形象，這正與社會主義現代性的目標相反。女拖拉機手的形象更迭因此不單包含著社會主義現代性的承諾，也在中國經歷猛烈且未知的社會歷史變革時，體現著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局限。


講者


講者乃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文學與視覺文化助理教授。她最近的出版物是一篇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動物和動畫的文章（1966-1976），位置：亞洲批評24.2（2016）。她還在“性別與歷史”，“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和“女性研究季刊”上發表了關於電影，性別和流行文化的文章。她目前正在製作一本關於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中國動畫的書籍手稿。